為什麼中美“貿易戰”可以轉化為雙贏?

 
盛洪:如果中國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進行更公平的貿易;如果美國將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而非軍費,將出現雙贏。
更新於2018年4月9日06:23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 為FT中文網撰稿

標準經濟學告訴我們,貿易戰只能是兩敗俱傷,怎麼會雙贏呢?這顯然是一個教科書式的問題。現實世界比教科書複雜多了。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戰就不是典型的貿易戰。自由是美國人珍視的價值,美國政府不會公然地違反自由貿易原則。特朗普說要減少1000億美元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那是說給美國選民聽的,因為這是他“當選的主要原因”;若說因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太大了,所以要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關稅率,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這是說不出口的,也不會為世界其它國家所贊同。他的理由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不公平”。顯然,自由貿易是公平的自由貿易。如果不公平,就不在“捍衛”之列。

那麼,哪點兒不公平了?一曰中國公司偷竊美國公司專利技術,或利用市場進入利益強迫美國公司轉讓專利技術;二曰中國政府對中國企業進行了大量補貼,致使產能過剩,向國外傾銷,導致世界市場價格過低;三曰中國政府阻止或限制互聯網數據的自由流動,致使美國公司不能在中國境內正常開展業務,導致約4000億美元的損失;四曰中國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如在通訊、信用卡和電影等領域受到阻礙。

從純理論角度看,這些對“不公平”的指責都是有道理的。教科書假定的自由貿易是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下的自由貿易。一個公平和有效的市場,是要保護知識產權,不能區別對待不同企業,不能限制市場的自由進入,不能通過限制數據流動而限制對市場的自由進入。對這些原則,近年來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中國政府也不會有異議。問題只是在於,這些指責是否屬實;或者確有其事,但被誇張了,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藉口。後一種情形更有可能。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但還不完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明中國政府還是要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革除掉那些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行為,其中就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侵犯,區別對待不同企業,限制市場的自由進入,和限制數據的自由流動。如此看來,美國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的指責,恰恰是中國改革的對象,並沒有衝突。假如美國真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麼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不僅消除了美國的“不公平”的指責,而且對中國自身也是有好處的。因為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對中國是有好處的。

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國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雖然申請專利的質量尚需改進,但數量已然是世界第一。中國的主要產業已經發展到了在規模和技術水平方面都居世界主導地位的程度,大多依賴於自主研發的知識產權。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中國企業“偷竊”別國企業的技術,或與外國企業合資中有技術轉讓的要求,但這不能構成戰略性技術領先。因而,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從中國國家利益來看,強化知識產權的保護,而不削弱它,是有利於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如果不僅要在國內、而且在世界範圍保護中國的知識產權,就要保護所有企業的知識產權,就要維護保護知識產權的世界體系,中國的知識產權也才能在境外獲得尊重。所以,制止偷竊技術,不要求外國企業以技術換市場,不僅對中國無害,反而有利。

關於中國政府對企業的補貼,主要是指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在美國針對的中國鋼鐵業和製鋁業,存在著兩種企業,國企和民企。它們之間是競爭的。民企不可能獲得政府補貼。國企之所以獲得政府補貼,是因為國企效率低下,不補貼就無法生存;同時又有政府資源。例如在製鋁業,中國鋁業公司是一家被稱為“虧損王”的國有企業,連續八年虧損達450億元以上;僅2014年就虧損162億元,獲得政府補貼8.23億元。其實國企獲得的全部補貼不只是賬面那一點兒。幾乎全部國企都享有免費使用國有土地的補貼,和低息獲得貸款的補貼。據天則所的研究估計,2001~201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賬面淨資產收益率為9.08%,但扣除應繳未交地租、優惠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差額、應付未付的自然資源租金以及政府補貼,實際淨資產收益率為-3.67%,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補貼,它們是虧損的。

這就成為了中國鋼鐵業和製鋁業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在這兩個產業中,民企不可能產能過剩,一旦持續過剩,它們就會虧損並倒閉。但國有企業即使虧損,卻可以因免費土地、低息貸款以及政府補貼維持過剩的產能。因此,鋼鐵業和製鋁業產能過剩不僅是國際貿易問題,首先是中國的國內市場問題。因而,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去產能”,其中也包含著減少國企產能的含義。然而,由於國企有著更深厚的政府資源,由政府主導的去產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一些國企產能,但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去產能的指標分派給缺少政治背景的民營企業,使得去產能走向了反面,壓縮了效率高的民企產能。

這樣看來,根本解決過剩產能問題,就要進行國企改革,最終目標就是國企退出所有營利性領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國企的壟斷特權和政府補貼。如果把免費使用國有土地和低息獲得貸款等看作是買方的低價壟斷,這正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打破”的“行政性壟斷”。如此一來,來自美國的要求,正與中國經濟的內在需要和中國政府想要進行的改革相一致。中國鋼鐵業和製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只有在公平的沒有政府補貼的競爭環境下,讓那些效率低下的虧損企業退出市場,才能最後解決。如果全面打破行政性壟斷和取消政府補貼,就不僅是解決鋼鐵業和製鋁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而且會帶來宏觀層次的顯著的經濟加速。我曾估計過,如果國有企業的實際虧損降為零,按2013年國有企業(金融類和非金融類)淨資產52萬億元估計,也會增加3.3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速度。

同樣,保證數據的自由流動,對中國也是有好處的。中國政府關注網絡安全,強調國家的網絡主權無疑是對的。然而,由於《網絡安全法》缺少對網絡管理部門的有效約束,它們擴張自己的權力,實際上削弱和侵犯了《憲法》第三十五條,並大大壓縮了正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數據空間。如在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學術、商業和生活領域,如果不用VPN,學者不能接通境外的學術網站,如穀歌學術;旅遊者不能正常使用谷歌地圖,不能正常使用境外的商業網站,如amazon, airbnb;甚至不能登錄外國駐中國使館的網站。更不用說,不受約束的網絡管制,實際上壓制了對政府部門的批評和對腐敗的揭露,顯然也對中國社會造成深刻的傷害。這也會影響到在中國境內的外國居民或企業,使他們不能正常地生活和開展工作。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依憲治國”,包含著保證公民的憲法權利。這首先要保證憲法第三十五條的權利。中國的《網絡安全法》也規定,“國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使用網絡的權利,……,保障網絡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動。”實際上,近來中國政府也在這一方面做了調整。據我的經驗,不少過去不太好使用的境外網站變得好用了。包括谷歌地圖,谷歌翻譯,amazon, airbnb,一些學術網站,CNN等西方國家的電視網站,等等。這表明中國政府越來越清楚,用防火牆限制數據的流動除了給中國帶來巨大損害外,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也不能達到他們預想的目的。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以及中國政府近來的調整,與美國要求的數據自由流動沒有太大差距。總體而言,數據的自由流動甚至比貿易自由還要重要,觀念不受阻礙的交換會使中國更充分地激發技術和製度的創新。

關於市場自由進入的問題,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電信和銀行本來就是行政性壟斷的產業,所以首先的任務是打破行政性壟斷,向民營企業開放市場。這也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的改革目標。中共“十九大”除了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壟斷”以外,還提出“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2018年,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已全面實施。在負面清單中,沒有對商業銀行和電信基礎業務的進入限制,因而是所有市場主體,包括中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可以進入的。劉鶴先生也在達沃斯論壇強調,中國政府今年會很快落實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但負面清單中確實有對電影業進入的限制,這主要是從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正是這種考慮,妨礙了中國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門類的發展,缺乏國際競爭力。如果放開管制,中國電影業顯然會在中國市場中佔有優勢,也不會害怕來自好萊塢的競爭。

近來對所謂“中美貿易戰”的評論,多關注“戰”的方面。回顧一下中國加入WTO之前,以及WTO談判,更好的作法是“化戰為談”。國家間貿易利益的衝突通過談判,其實會導致一個更好的製度均衡,達到雙贏結果。WTO規則要求中國降低關稅、開放國內市場,當初中國人普遍以為狼來了,中國企業競爭不過外國企業。結果卻是,由於中國借助於加入WTO推進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煥發出來,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大獲全勝,又在國際貿易中持續高額順差。外國企業也因中國巨大市場的擴展而獲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持續40年的中國奇蹟,也使中國更為自信。面對美國的壓力,中國政府做出的對稱回應是謹慎的。藉此機會進一步推動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放開國內市場,則更為重要,也同時消除了美國發起貿易戰的“藉口”。而這一舉措,顯然比當初加入WTO的風險小得多。

如果中國革除掉那些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陋規和作法,如取消補貼和打破壟斷,結果將會怎樣呢?中國經濟將有一個更快的發展,並且更具有國際競爭力。那麼,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會減少嗎?不會,只會增加。這是因為,國有企業雖然獲得了政府補貼和低價資源,但它們的效率更低,平均成本仍然高於沒有政府補貼的民營企業。例如2016年在中國鋁業公司虧損的情況下,同為製鋁企業的中國宏橋集團股東淨利潤約為51億元。在鋼鐵業,2016年前三季度,民營企業銷售利潤率為3%,明顯高於1.73%的行業平均水平。而若打破行政性壟斷,如打破銀行壟斷,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差還會放窄0.5~1個百分點;打破石油壟斷,稅前汽油零售價格會降低21%(據2015年數據);這都會降低整個經濟的資源成本。因而,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從此逐漸從產業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效率的中國民營企業,加之享有更低的資源成本,它們會在國際貿易中更有競爭優勢,從而有可能擴大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這樣一來,不就與特朗普減少1000億美元貿易逆差的目標相悖了嗎?其實,我們要牢記,特朗普就是一個商人,叫高價是他的習慣策略。前面也說過,他是說給選民聽的,他並不真的要達到這個目標。而且,實際上,保持一定水平的貿易逆差對美國是有好處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更廣義地看,如果把美元也看作是一種商品的話,美國沒有逆差。實際上,美元還是一種利潤率最高的商品。據說印製一張一百元的美元鈔票的成本是四美分,剩下的就是所謂“鑄幣稅”。更何況,在更多的情況下,大量貿易不需要現金,只是表現在賬戶上的數字,其鑄幣稅的比率更高。雖然為了保證整個貨幣體系的運轉,美國還需要其它配套設施,如安全和信用的保障,成本最高也不過20%吧。沒有一種商品能夠賺到80%的利潤率的。這難道不是一筆劃得來的生意嗎?

當然,這種收入只是美國政府的收入,並不是民間企業的收入。不過,要想把這筆鑄幣稅收入向民間轉移並不難,只要降低稅率即可。其效果,可不只是減少了企業的稅負所對應的美元數量,而會帶來刺激民間投資、甚至國外企業投資的宏觀結果。特朗普政府前些日子的減稅改革獲得顯然效果,就已經說明問題。不少美國企業,如蘋果,以及外國企業,如豐田,已經表示要在美國進行大的投資。有投資,就有就業,這不就是“將工作帶回美國”的更好方法嗎?

只是將大量鑄幣稅的收益直接向民間轉讓,會與特朗普的另一個目標有些衝突,這就是加強美國的軍備。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國防開支主要依賴於鑄幣稅收入。2016年,美國的人均國防開支1892美元,遠遠高於其它國家的平均水平151美元。美國軍費開支超過世界其它國家人均水平的部分,約5623億美元,我稱之為“帝國成本”。根據多年的數據,這部分基本上是由美國通過貿易逆差“出售”美元的鑄幣稅。然而出售的美元就是外國人對美國的債權,雖然他們可以用於與非美國人的交易,但還是有一定限度,所以正常的循環是外國人再用貿易賺取的美元購買美國的資產。因而我們看到,美國的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幾乎就是以X軸為中心線的對稱圖形。見下圖。也就是說,通過資本流入,美國又把通過貿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收回來,以保持美元在世界分佈的均衡。

自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後,美國金融資產的信譽大降,資本流入明顯減少,貿易逆差也同趨勢地減少。貿易逆差與資本順差的對稱原因,也許需要一篇博士論文來解釋,這裡按下不表。貿易逆差減少,美國鑄幣稅收入也相應減少,就不能充分滿足軍費預算之所需。如下圖。在2008年以前,資本項目順差多於美國的軍費預算,而在這之後,則低於軍費預算。這就給美國的財政帶來壓力。這就是奧巴馬總統時期,美國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財政原因。

簡單地說,既然美國的國家收入很大一部分來自鑄幣稅,而貿易逆差就是在出售美元,則貿易逆差較大時,美國的財政情況就較好;貿易逆差較小時,財政情況就較差。見下圖。美國的財政赤字幾乎與貿易逆差對稱地反向而動。在下圖中,2006年貿易逆差最大時,財政盈餘也是最大的;2009年貿易逆差最小時,財政赤字也是最大。因而從美國財政角度看,一定規模的貿易逆差是件好事。

而在美國的財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軍費開支。在美國的稅收和鑄幣​​稅受到經濟環境和國際貿易約束而減少的情況下,受影響最大的就是軍費預算。因而,特朗普的壓縮貿易逆差的目標與擴張美國軍備的目標是矛盾的。保持適當大的貿易逆差有助於保留美國的強大軍備,但如果將貿易逆差帶來的鑄幣稅收入通過減稅轉移到民間,也會限制美國軍備的擴充。不過要注意的是,擴充軍備或軍備競賽並不見得有利於美國。而如果把貿易逆差帶來的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也許是一件真正有利於美國的事情。這是因為,國防預算有一個恰當的規模,其目的應該是保衛本國的領土和利益。如果過多,就會扭曲該國的行為。

如果軍隊過於強大,就會輕易訴諸戰爭解決問題。美國政治制度的缺陷,就是不能約束對外的國家行為,大多數情況下,往往只以當下成本收益為標準,更經常出現誤判。所以二戰以後,美國在國際問題上,尤其是在戰爭問題上屢犯錯誤。據說在出兵越南時,全美國祇有三個人懂得越南。伊拉克戰爭,則以數十萬伊拉克人的生命和4500美國軍人的生命代價,卻沒有發現藉口出師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的中東戰略就是一個不斷地解決它所創造的問題的戰略,幾十年來中東不得安寧,並且還擾動了歐洲。為了對抗伊朗,美國扶持了薩達姆;為了對抗蘇聯,美國扶持了本•拉登;為了對抗阿薩德,美國又扶持了“伊斯蘭國”。所有這些美國扶持的力量,後來又都成了美國的敵人。也許正是因為有過多的軍費,才使錯誤得以實施。因而,美國的國際安全問題不是軍費太少了,而是軍費太多了。

軍費太多,是軍工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結構中的作用所致;而這個集團,也是依賴於過多軍費才生存和發展。正是五角大樓-軍工集團-軍工地區鐵三角的存在,才使美國政治結構偏向於製造緊張局勢和運用武力的國際決策。本來冷戰結束後美國軍費開支在逐漸減少,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和持續,又在常規軍費之上增加了每年數百億多則1800億美元的“海外應急軍事行動”費用。因而削減軍費,就是在削弱一個以美國整體利益為代價的坐收戰爭之利的利益集團,也就是在削減進一步的軍費需求。美國真正的利益,是回歸到平衡的國際戰略上來,減少在國際戰略上的錯誤;同時與世界各大國聯手進行裁軍,創建一個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將減少的軍費用於減稅,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則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因此,如果中國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與美國進行更為公平的貿易,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更大;如果美國能在與中國的公平貿易中保持相當規模的貿易逆差,並將鑄幣稅收入用於減稅,而不是軍費,美國的投資將會增長,就業將會增加;如果中國的資本受到低稅率的吸引投資於美國,如果美國的資本進入更為開放的中國市場,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將會更為緊密,她們之間就更不會成為軍事對手。從長遠看,美國的產業將會受益於低稅率而保持更強的競爭力,從而使國際貿易的逆差減少,而那時,中國的國內市場將成為明顯大於美國的市場,成為美國企業的主要海外市場。而中國,金融、電信等服務業在經歷競爭的磨練後將更為成熟,人民幣將更有信用,也會使中國逐漸平穩地向低貿易順差以致貿易平衡的經濟模式轉變。將這就是一個雙贏的前景。

這有政治可行性嗎?有那麼一點兒。應該明白,特朗普威脅要進一步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提高關稅,以及中國對等的回應,都是叫價。叫高價只是實現心中底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特朗普的目的是要中國開放更大的市場。而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早已確定了保護知識產權、打破行政性壟斷、維護公平競爭和繼續對外開放的戰略方針,並就公平市場准入出台了具體的規則和政策。中國政府只需加快這一步伐、或抓緊落實若干具體案例,就能讓特朗普臉上有光,而又可表明這些舉措並非迫於美國壓力,而是早有考慮和動作。如果這一判斷為真,則特朗普在發起貿易戰之初就勝券在握,一個更大的中國市場將會展現在美國企業面前。特朗普也知道,軍費預算與減稅與間的替代關係,但他明確地推動了減稅,而想方設法地減少軍費,如要求日本承擔更多駐日美軍的軍費,要求很快從阿富汗撤軍,說明他認為減稅優於強軍。如果雙方都清楚這些經濟和政治利益,談判就不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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